摘要:这种丑恶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,本土学术界纷纷强烈呼吁,要求把国内的主要学术团体联合起来,到各地考察搜集资料,发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,以免再被外国人攫取。
20世纪初期,很多西方学者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,热衷于来中国进行考察。尤其是中国的大西北,那里古老的丝绸之路、变幻莫测的自然风光、神秘的地域文化,都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。但同时,一些文化奸商、文化盗贼也混在“西方学者”的队伍中。他们打着“学术调查”的幌子盗取中国的文物。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珍品就被英籍文物大盗斯坦因偷运出境。这种丑恶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,本土学术界纷纷强烈呼吁,要求把国内的主要学术团体联合起来,到各地考察搜集资料,发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,以免再被外国人攫取。
文物大盗斯坦因(左图)和现存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敦煌壁画及三彩罗汉(右图)
1927年,由“中国学术团体学会”发起,中央气象台、中央研究院、地质调查所、古物陈列所、北京大学等单位参与的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在民国政府的批准下宣告成立,并计划于当年2月前往中国西北数省进行人类、考古、地质等多学科的考察。由于中国当时在科学调研方面较为落后,该考察团里还有数名外国学者参与。瑞典考古学家斯文•赫定博士任外方团长,北大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团长,刘半农等众多知名学者也都参与其中。
斯文•赫定博士(中间)和中方团长徐炳昶(右侧)
1927年,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成立,左图为考察团奔赴西北;右图为考察团外籍团长斯文•赫定博士(中间)和中方团长徐炳昶(右侧)。
当时的中国国内外环境一片混沌,国弱民穷。政府无力也不愿将用于打仗的“有限资金”投入到科学事业上,以致考察团经费拮据。在成立短短两年之后,科考工作就陷入了困境。于是,考察团不得不暂缓科研,转而开始寻求资金赞助,可多方尝试却始终没有解决钱的问题。这时,斯文•赫定提醒徐炳昶,不妨请求邮政总局帮忙发行有关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的纪念邮票,可以将邮票销售的部分收入用来作为考察资金。徐炳昶听后,连声称赞此举“一箭双雕”,即宣传了这次科考活动,同时又解决了经费的来路。
徐炳昶立即将这一提议向政府主管部门上报,并得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。同年3月,蔡元培致函邮政总局,建议发行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纪念邮票,欲“以此引起国民对于学术探索的兴趣,并显示政府提倡之意。”但当时,不光是科考团经费紧张,谁曾想邮政总局那边也不宽裕,因此提出了两个条件:其一,邮票制版所需费用必须由科考团自行承担;其二,邮政总局担心邮票销售不畅,怕做赔本生意,因此要求邮票发行后,科考团必需先自行按照邮票面值购买5000套!
这下可让科考团的成员们犯了难,本来是想以此来筹钱的,可经费还没筹集到,反倒先要花出一笔巨资,于是科考团派出刘半农作为代表与邮政总局交涉。但刘半农毕竟是学者出身,“讨价还价”可不是他的长项。邮政总局明确表态:“不同意,就不印邮票!”无奈之下,科考团不得不答应了对方的“霸王条款”。
最终,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纪念邮票总共印制了25000套,是同期邮票中印量最少的,仅相当于孙中山国葬邮票发行量的百分之一。且由于其中5000套卖给了西北科考团,另外还预留了一部分作为库存、一部分送给万国邮联,真正被送到各地邮局,面向公众出售的邮票仅有区区1500套。可能是“物以稀为贵”的缘故,这套邮票由于市面上的数量太少,竟一下子成为了当时的紧俏邮票,尤其吸引了集邮家、外国驻华大使和中华文化研究人士等高端人群的极大兴趣,市场价格猛涨。之前,科考团因为迫不得已而够买5000套邮票,却在这时一不小心独家垄断了这一邮票品种。团长徐炳昶瞅准时机,在集邮市场该出手时就出手,最后以高于买价25倍的价格将5000套邮票一售而空,顺利的筹集到大笔资金,解了燃眉之急!
上图为全套四枚的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纪念邮票四方连。此套邮票的发行既宣传了西北科考工作,也为考察团筹集了经费。这套邮票在设计上采用了元代名画《平沙卓歇图》作为主图,描绘了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游牧狩猎的生活场景。这也是中国古代名画第一次作为主图呈现在邮票之上。
在台湾《全方位拍卖》目录第80期62页,有一件民国帆船3分旧票(图1),盖有“洪宪元年三月十一”日戳,戳式为英中文腰框日戳,本无可圈点之处,到是“洪宪”元年特殊的记年戳记比较罕见,查阅资料,寻找出处,原来是袁世凯恢复帝制闹剧的佐证。
”办公室的接待员回答:“请问鉴定的是什么邮票?”其中一位平头发帅哥神密兮兮地说:“是国内最珍贵的邮票。”这时平头帅哥对着笔者高声问道:“呵呵,看来你有资格鉴定邮票呀,那么政府发专家证了吗?”哪知二位帅哥异口同声,坚持要先看专家证后看邮票。
随着春日第一缕清风,第27届“上海桃花节”翩跹而至。同时第27届上海桃花节集邮展览于3月24日又在浦东新区文化中心惠南分中心开幕。 上海邮政惠南镇支局使用《2017“惠南杯”第27届上海桃花节集邮展览》邮资机宣传戳一枚,本人自制纪念封以志祝贺。
“文”字邮票共发行了19套80枚,其中有两套为连印设计,即文1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》的(2-6)、两个5图连印和文10《毛泽东最新指示》的全套连印。原本备受贬抑的集邮者,亦是“文”字邮票最虔诚的保护者和发扬者。
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,文代会全称为“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”,1953年9月改为“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”,1988年11月调整为“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”。从1996年起,全国文代会、作代会定为每五年召开一次。
美国总统罗斯福爱好集邮,这已经是众所周知之事,但极喜爱中国邮票,则鲜为人知。 罗斯福总统是在一次接见刚从中国战场回国述职的史迪威将军时,引起了他对中国邮票的兴趣。 宋美龄为了保证邮册安全送到美国,立即要求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派专机护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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