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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五台山自东汉建大孚灵鹫寺，唐宋时已是公认的文殊菩萨道场，故观音之说实不可取。魏晋以降，菩萨的服饰常见有帔帛。在这样的心理阴霾之下，宋太宗转向佛教寻求安慰和解脱实在也是人情之常，于是有了大建佛寺、广度僧众，也有了金银佛像钱的创作。

　　淳化元宝背后的像有什么由来。钱背造像的解说向来多有纷纭。坐像多认系观音，立像则有善财童子及韦驮等说。五台山自东汉建大孚灵鹫寺，唐宋时已是公认的文殊菩萨道场，故观音之说实不可取。韦驮是“二十诸天”中第十二天，世称韦驮菩萨，中国寺院中常置于天王大殿弥勒像后，面对释迦牟尼佛像，形象为披甲胄拄金钢杵(或合掌横金刚杵于双臂上)，立像与此显然有异。立像肩上带状物实为帔帛而非如意，这在精铸版金银钱上得到了证实，其细节十分清晰，分别自左右腋下延展至肩上，故“如意”之说于此已可彻底否定。帔帛是宋以前妇女的常用服饰，作用大抵类似于披肩或围巾，至晚汉代已见流行，因为刘熙《释名》一书中已讲到：“帔，披也，披之肩背，不及下也。”

　　帔帛在宋以后已基本退出实用，然而在仕女造像中，一直到明清仍是常用的经典服式，其造型在唐代较短，五代时加长成为一条飘带萦绕于肩臂之上而两端垂于身侧。魏晋以降，菩萨的服饰常见有帔帛。不过，立像更可能是供养人。合掌而立原是供养人的典型形象，在许多佛教题材的壁画、雕塑中都有出现，不过其足底的莲台却容易使今人产生先入之见，认为须是菩萨或者其侍者弟子方得如此。然而只要切实地考察一番当时的风习，就会发现这原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。供养人将自己的形象程度不等地仙佛化，在佛教寺窟造像中原是相当常见的。

　　淳化金银佛像钱的由来，或许还与宋太宗的经历和心态很有关系。“烛光斧影”虽然耸人听闻，但宋太宗多半并不曾有弑兄的行为，这个可以永远争论的问题不须纠缠;不过他继位之后，德昭自杀、廷美贬死，不免感受到自责和压力，有时还会突然对臣下讲真假难言的秘事欲以自辩。在这样的心理阴霾之下，宋太宗转向佛教寻求安慰和解脱实在也是人情之常，于是有了大建佛寺、广度僧众，也有了金银佛像钱的创作。当时整个皇室的风气可能都偏向于崇佛，宋太宗第三女邠国大长公主出家为尼号“员明大师”、第六女卫国大长公主尊号“报慈正觉大师”，这在两宋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情形。宋太宗以后,北宋列帝都不特别偏好佛教而且往往别有寄情，如真宗造作天书、徽宗做道君皇帝，背景不同了，自然不复有同样的制作。